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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admin 2021-01-11 08:27 浏览

【口舌之勇】

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这种针砭时弊、短小精悍的文章当年颇受报刊和读者欢迎,容易高频度发表,稿费丰厚且来得快,鲁迅也不会将主要精力用在杂文创作上。

孙勇

鲁迅先生一生著述甚丰,社会活动也很频繁。他的一生在忙碌中度过。忙,一方面是因为他忧国忧民,心怀唤醒民众的理想,并为此孜孜以求,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养家糊口,追求体面的、有尊严的生活,这就涉及挣钱的问题。从世俗生计的角度看鲁迅,他的一生,可以说是努力挣钱的一生。

鲁迅在成为职业作家(自由撰稿人)之前,当了十多年的公务员。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窠臼,鲁迅最初也没有跳出。从日本留学回国后,鲁迅在教育部里谋了一个差事,刚开始他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员,干了一段时间后,晋升为“佥事”(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处长)。伴随着职务的升迁,鲁迅的工资也涨了。1912年鲁迅的月工资是240银元,1914年涨到280银元,1921年又涨到360银元。当时,北京的大米3分钱一斤,猪肉一角钱一斤、菜油七分钱一斤;鲁迅家雇佣的女佣人,每月工资2-3银元,只有鲁迅的百分之一。有了如此丰厚的薪水,鲁迅的生活自然过得很滋润。

冲着这份职务和薪水,鲁迅在民国的教育战线上工作得很勤勉,也很卖力,上级交代的事情,他都认真去办好。鲁迅本来很讨厌孔子,但是,他还是服从政府职能部门的统一安排,老老实实地参加了好几次“祭孔”活动,只是在私下里发发牢骚而已。按部就班往上爬,努力挣钱过小日子,是公务员鲁迅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然而,鲁迅的官运并不亨通。他在处级干部的位子上待了多年,升迁无望,加上民国政府后来财政吃紧,经常拖欠工资,让鲁迅心生倦怠。1926年,鲁迅从教育部辞职,结束了自己公务员的职业生涯。

告别仕途的鲁迅,当上了自由撰稿人,以卖文为生。其实,在当公务员的时候,鲁迅就已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了。1918年,鲁迅在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白话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一举成名。此时,他已经在教育部当了6年的处级干部了。一个处级干部,写《狂人日记》这种惊世骇俗、影射现实的批判性小说,大而言之,是鲁迅忧国忧民;小而言之,是鲁迅心头窝火——估计他在公务员的位子上长期得不到提拔,干得憋屈,有不满情绪,索性豁出去了。

不过,鲁迅最初搞文学创作,并不是为了挣钱。《新青年》是同人刊物,并无稿费,尽管如此,从1918年到1921年,鲁迅还是免费为《新青年》奉献了54篇作品。那时的他是文学的发烧友,写小说、诗歌、评论,办文学刊物,不仅不挣钱,还要倒贴——写作时用的稿纸、抽的烟,办刊物涉及的材料与印刷,都是要贴钱的,至于为此所投入的时间成本,更是难以计算了。让鲁迅意识到写作可以挣钱,甚至挣大钱,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1923年对小说集《呐喊》的成功营销。

起初,鲁迅打算自费出版小说集《呐喊》,但是李小峰点子多,他通过“饥饿营销”、拉人写软文等手段,把《呐喊》炒作成一本畅销书,一版再版,鲁迅和李小峰都因此大赚了一笔。此后,鲁迅在稿费、版税以及卖文为生等问题上,有了自己的通盘考量。相信自己的写作才华,相信自己写的文章能卖个好价钱,正是鲁迅敢于辞掉公务员职务,告别政府体制的底气所在。若底气不足,鲁迅恐怕也会在温水煮青蛙的体制内,在鸡肋般的处级干部岗位上虚耗下去。

鲁迅的写作与投稿,是很有策略的,除了讲情怀、讲理想外,还要考虑到作品写出来后能不能发表,能不能挣到尽可能多的稿费,从而保证自己全家人能过上衣食无忧,甚至比较富足的生活。从1926年辞去公职,到1935年去世前一年,这9年,是鲁迅创作的高产期。1935年底,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:“后九年中的所写,比前九年多两倍:而这九年中,近三年所写的字数,等于前六年。”这些高产的作品,以短篇小说和杂文为主。在当时中国的报刊界,篇幅短的作品容易发表,用稿周期快,稿费也相对有保障,这是鲁迅没有创作长篇小说,而把较多精力用于写短篇小说和杂文的主要原因。

众所周知,鲁迅的杂文,是中国文学的瑰宝,它将杂文这种文学品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。这是拜历史的偶然所赐。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这种针砭时弊、短小精悍的文章当年颇受报刊和读者欢迎,容易高频度发表,稿费丰厚且来得快,鲁迅也不会将主要精力用在杂文创作上。正如鲁迅研究者所言,鲁迅写杂文,既有“为革命谋”的因素,也有实实在在的“卖文为生”的经济算盘。

一张书桌,一根香烟,一杯清茶,一叠稿纸,一支笔,一个孤独的身影——这是我想象中的鲁迅的形象。这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担当、有大爱的伟大写作者的形象,也一个为生计忧、为稻粱谋、努力挣钱的世俗普通人的形象。我喜欢这样的鲁迅。

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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